• 日本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绩效:1991-2014年

    Shige Makino

    本文研究了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FDI)的特点和绩效。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包括1991-2014年期间4000家日本企业在1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超过26000个国外子公司的详尽信息。分析的结果显示日本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以下八个方面的显著区别:(1)投资增长;(2)投资目的;(3)投资的偏好产业(部门);(4)子公司的特点;(5)母公司的特点;(6)财务绩效;(7)退出率;(8)国际多元化的程度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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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学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及修正方法

    王宇;李海洋

    鉴于内生性问题(endogeneity)对研究结果的严重偏差,管理学者越来越重视对内生性问题的检验和修正。然而,国内许多管理学学者对内生性问题的来源和修正方法仍然缺乏系统的了解。在本文中,我们回顾了管理学顶级期刊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和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在2007—2016年间发表的所有提及内生性问题的文章共223篇。从这223篇文献中,我们整理出内生性问题的主要来源和修正方法,并结合现有的内生性理论和方法文献,对不同来源的内生性问题如何进行相应的修正给出了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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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机而动:创业者如何从关键事件中学习?——一个关于创业关键事件学习现象的解释性案例研究

    宋正刚;何良兴;张玉利

    创业者如何从关键事件或者重要的创业经历中学习?是创业认知与学习研究关注的重点,对此已有研究已经从手段导向、行为脚本变革、认知发展、情境学习等多个视角给出了解释。这些成果为发掘创业学习的动态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但也暴露出研究视角狭窄、“知识碎片化”、系统解释力不足等方面问题。本研究以上述理论进展为基础,结合具体案例,采用回溯分析的抽象研究方法,揭示了创业者从关键事件中学习的结构与效能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创业关键事件学习概念模型,深化了对创业学习机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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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族企业的创新与国际化”特刊

  • 家族涉入与企业创业导向——人力资源制度与实践的中介作用

    陈志军;路江涌;闵亦杰;苏湘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探讨了家族管理与家族成员对企业的认同(以下简称家族认同)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源制度规范性与实践灵活性的中介作用。使用155家中小家族企业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1)家族管理与家族认同分别对家族企业创业导向起到显著的抑制与促进作用;(2)企业人力资源制度设计规范性分别中介了家族管理、家族认同与企业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企业人力资源实践的灵活性中介了家族认同与企业创业导向之间的关系。在理论角度,上述结论启示应重视(1)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各维度之间的潜在冲突;(2)不同形式家族涉入导致的人力资源制度设计与实践的异质性;在实践角度,启示应重视对人力资源制度的合理设计,通过规范性制度与灵活性实践保障企业的高创业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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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军人高管是积极的创新者吗?——来自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罗进辉;李雪;向元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涌现了多位非常成功的军人企业家。在中国政府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大背景下,军人企业家是否在创新领域也有着优越的表现呢?本文从早期从军经历对个体的长期影响出发,利用2006-2013年中国A股家族控股上市公司的4272个年度观察数据实证检验了家族企业中高管的早期从军经历对企业研发投资活动的影响关系,以及家族成员涉入管理和控股家族终极所有权比例对这一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家族企业中,由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包括董事长和CEO)管理的企业更不倾向于进行研发投资活动,企业的研发投资概率和水平都显著更低;(2)相比于外聘高管,控股家族成员担任公司高管时高管从军经历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关系更强。(3)控股家族持有的终极所有权比例越高,高管从军经历对家族企业研发投资的负向影响关系越弱;本文的相关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和促进民营家族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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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传统企业的互联网涉入:过程与效果

    马骏

    互联网涉入是传统企业重获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但这也是一个“鹰之重生”的自我涅磐过程,有着极高的战略变革风险,这也使得不少传统企业面临着“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的转型困境。本文从战略变革理论和资源-能力视角出发,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传统企业互联网涉入的过程和效果。研究发现:在互联网转型过程中,随着互联网涉入的加深(包括涉入的程度和时间),企业绩效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同时,组织特征和企业治理结构能够显著影响互联网涉入与企业绩效间的正U型关系。就变化趋势而言,在互联网涉入过程中,较小规模、高新技术、私营、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它们的绩效变化曲线更加陡峭。就互联网转型速度而言,较小规模、高新技术、私营、股权集中度较低的企业,它们能够更快的度过转型阵痛期进入绩效增长阶段。本文的结论意味着,传统企业的互联网涉入不是个体企业面对的竞争优势挑战,而是整体企业技术基础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模式和组织管理的全面性的再造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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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管理:对Oded Shenkar(2017)的评论和回应

    Klaus E. Meyer

    :研究中国管理的学者们正争论如何在全球的学术讨论和理论框架中定位自己的工作。在这篇对Oded Shenkar (2017)一文的回应中,我个人认为社会科学已经认识到了社会的多样性,然而管理学对社会多样性的理解却非常肤浅。由于管理是一种社会嵌入性活动,因此对社会情境的了解对于管理研究的相关性和严谨性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与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在这里领先的管理研究是基于实证的研究)不同的情境下,比如中国。因此,深入理解情境如何和为何发挥关键作用,应该是管理学者首要的关注点,不仅在中国应如此,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应如此。在此我提出了一些在中国进行情境化管理研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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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适理论、中国情景与管理实践

    Dean Xu(许德音)

    Shenkar (2017)建议在普适性与独特性、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应采取一个“混合型的研究模式”。我对这一模式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并不认为这一途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学者们发展管理理论时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同时,对于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即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的取舍,我的观点是商学院的导向不应该建立在实用主义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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